本公司將與上海市政府、有關央企、金融機構等單位合作，在上海郊區打造一個糧食深加工、健康食品研發、生產的高科技園區。并且積極開展糧食進出口貿易，為國人和世界提供好食品，為國家控制糧食風險做貢獻。
一、糧食生產不足和過剩都會引起國際糧價的波動。
近年來，國際市場大豆存在產需缺口，其他三大主糧則產高于需。21世紀以來，總體上四大糧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勢，并不明顯，最近五年，糧食供需形勢還趨于平衡。
國內市場，中國在1998年進入工業過剩已經16年，2003年進入農業過剩也已11年。我們從一組數字上可以看出來，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國，中國生產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中國生產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費了。近幾年各地發生的菜賤傷農情況，農民讓不值錢的蔬菜直接爛在地里就是蔬菜生產過剩最好的明證。另外，50.1%的豬肉、30%的大米、50%的蘋果、40%的柑橘都是中國生產的，盡管這些農產品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的，但是出口蔬菜水果意味著把中國最為珍貴的水資源低價格地送出去。所以說，農業產業化過剩已經不可回避，應當引起重視。
二、糧食危機主要源于全球資本過剩
歷史數據表明，糧價越是劇烈波動就越是與供求無關。世界銀行統計，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國際糧價大幅上漲15%，與前一年相比飆升29%，接近2008年的糧食危機時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2010年部分糧食的價格已經破紀錄，玉米的價格暴漲52%，小麥上漲49%，大豆上漲28%。而同期世界糧食供需基本平衡，實際上不具備糧食價格暴漲的供需基本面因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糧食價格的大幅波動？是金融資本。西方金融資本從1980年代開始異化于實體經濟，追求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率的高收益造成資本市場擴張和大規模吸納流動性。冷戰結束以來，金融繁榮與穩定指數和糧食價格指數相關性高達0.65。糧食的金融化利于通過多空投機消納過剩金融資本。2000年以來，金融和能源屬性成為影響糧食價格的主要方面，金融因素、能源因素對影響國際糧價波動的解釋程度高達98.08%。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流動性擴張對糧食市場具有遞增作用。如果說2009年美聯儲推出的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對國際糧食市場價格還存在滯后影響，那么2011年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對糧食價格則發揮了即期作用，進而市場對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的預期或者說是美聯儲對外發布的信息就能夠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效應。當然，2012年9月QE3兌現之后，玉米、小麥、大豆等糧食價格亦受刺激大幅攀升，有的品種甚至創下數月來高位。
三、中國糧食安全面臨兩大挑戰
當前，全球糧食金融化現象日盛，而這也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挑戰。
第一，糧食價格脫離供求基本面，定價權旁落于金融國家之跨國公司操作信息與期貨。
中國農業走出去大多做第一產業，少數做第二產業，但屢戰屢敗，而西方跨國公司立于不敗之地的原因恰在于不做一二產業，而主要從事于金融流動性相關的物流、研發、品牌和貿易等第三產業，當下更轉向占據意識形態高地的“社會企業”，近期正在利用海外低價資本競爭中國農業產業化份額。
把控著三產的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從養殖業入手，尤其是因為養豬業的現代化模式來自美國，生豬品種結構是清一色的“洋三元”，飼料結構是標準化“玉米+豆粕+微量元素”，飼養方式是規?；?、工廠化，從而陷入對進口飼料玉米和豆粕的依賴，客觀上為國際糧食市場對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尤其是飼料糧市場以及下游養殖產業產生影響創造了條件，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期貨市場也加劇其投機性。
第二，糧食生產者、消費者和地方政府都不承擔安全責任，在糧價高企導致低收入階層生存條件惡化的同時，市民作為消費主體缺乏社會組織創新條件，糧食文化方面被“消費主義”全面掌控，節約傳統被拋棄，致使食物浪費惡性循環地刺激政府補貼化肥農藥和機械等投入，不僅加劇資源環境破壞，而且造成把中國糧食安全更多依賴外部市場的政策訴求和心理預期。
由上可知，做好糧食工作，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報障民眾生活，意義十分重大和深遠。
糧食最基本的屬性就是解決生存問題，正因為關系到民生，是個民本問題，當她被通過金融杠桿、市場操控后，又可以被用來當作戰略武器，嚴重影響到社會安定。糧食生產不足和過剩都會引起國際糧價的波動，糧食危機主要源于全球資本過剩。隨著石油戰略的衰弱，糧食戰略的意義正在逐漸顯現。因此，本公司需提前布局，做好糧食危機防范工作。
圍繞這一大戰略目標，我們將會開展一些國家戰略大型項目。